最早認識撲克牌時，我管那個底下尖尖、頂上一左一右兩道對稱弧線的圖案叫“紅桃”。本地話一向是這么叫的，它的形狀也的確接近一個抽象的桃子。不過，通過一本介紹撲克玩法的書，我知道它的正式名字應叫“紅心”；同時，“黑桃”倒沒有改叫“黑心”，因為它把紅桃倒了過來，還多了一個蒂，正是這個蒂，使這顆桃不易讓人聯(lián)想到心臟的樣子。
《西游記》里的孫悟空，稱為“心猿”，天性饑渴、躁動、貪吃、行為無目的、始終不諳世事，眾所周知，也是最愛吃桃，所以心與桃肯定有隱秘的文化聯(lián)系。西方中世紀，藝術家也把心臟簡化為一個桃形，但有時是梨形或其他形狀，并未穩(wěn)定下來。喬托在帕多瓦的教堂壁畫上，慈善女神托著一個水果碗，碗上有一個淚滴形的心。更多的時候，畫家把心畫成常青藤葉子的形狀。
心的形狀是教會慢慢確定下來的。所謂“圣心崇拜”，它取代了方濟各會的耶穌五傷崇拜，再后來，圣心被羅馬天主教會用來作為自己的象征，以反對打上門來的新教。耶穌基督撩開前胸的袍子，胸膛正中一顆紅心爍爍放著光，有時圣母瑪利亞站他邊上，胸前做同樣的處理。但這個標志血絲呼啦的，其實不太吉祥。在19世紀末，來到盧旺達傳教的天主教傳教士，好不容易跟幾個愿意開化的“野蠻人”說上話，他們指著傳教士袍子上的圣心咿咿呀呀：這東西跟我們的圖騰有什么區(qū)別？
所以接下來，就要說到一位杰出人士：米爾頓·格雷瑟，是他把心形標志從宗教的控制下解放為一個暖烘烘的世俗符號。發(fā)明撲克這種“娛樂用品”的人，都沒能做到這一點。
任何簡單到不值一提的設計，都得有位了不起的首創(chuàng)者。格雷瑟先生今年86歲，被尊為“平面設計界的米開朗基羅”。他說他五歲時想以藝術為業(yè)，他的父母，一個冷眼反對，另一個熱心支持，剛好給他的道路支起了一個推力和壓力互相支撐的人字形掩護頂。十幾歲時他學繪畫和卡通，結果選了介于兩者之間的第三條道路：平面設計。
四十年前，美國正向卡特時代過渡，紐約市進入一段管理最差的時期，犯罪率達到了史上最高，到處是可卡因癮君子，下東區(qū)以及布朗克斯等地徹頭徹尾腐化了。杰拉爾德·福特，20世紀美國總統(tǒng)里政績和名譽排名倒數(shù)的一位，拒絕出資挽救紐約的衰敗，城里治安惡化，遍地垃圾令人無處下足，一不小心便踩一腳狗屎。光是提高罰款金額是沒有大用的。紐約人醞釀一場救市運動，而一些足夠精明的頭腦則考慮著如何利用好潛在的公民精神，優(yōu)先把落到谷底的旅游業(yè)給拉起來。
格雷瑟就是在布朗克斯長大的。為這場救市運動，他獻上了一個新設計的logo：I?NY。
他用紅蠟筆在隨手找來的半個信封上草草涂出初稿，現(xiàn)在，這個信封已被紐約現(xiàn)代藝術館永久收藏，其價值，照格雷瑟自己的話說，抵得上一小張畢加索。很少有哪個logo的流行度能與它比肩的了，它毫不費力地滿足了人眼對幾何美感的預期：字母用的是那時最常見的打字機字體，筆畫拐折和收束的地方都有水平的短橫。四個字符組成一個正方形，那顆圓胖的心，與撲克牌上窄瘦的形狀不同，與極力具象化的圣心更是兩回事。
當四面八方的行動者舉起印有它的標語牌時，它的效應遠遠超出了格雷瑟最初的預想。人們感覺溫暖，尤其讓紐約人當時最喜聞樂見的人——外來旅行者受了共情的觸動：他們來到一個地方，看到此地的居民正在為家園公益而走上街頭，要比來到一個井井有序的地方更容易對它產(chǎn)生感情。行動總是要比寂靜更有感染力。我們對一個地方的共同愛，反過來創(chuàng)建并塑造了我們的地方共同體，格雷瑟的設計，越看越有熟思的智慧。
格雷瑟沒有從這個設計里得到一分錢，他放棄版權，誰都可以復制，紐約城里到處舉起同樣的牌子，不論男女老少，城里人還是鄉(xiāng)下人，對它一見如故，沒有人覺得這是一個“設計作品”，它似乎早就在那里了，就像蘇格拉底、孔子、十字架或自由女神像那樣供人隨時取用。在特定的時間背景下，它傳遞的心理力量，不是一萬張海報或一百臺高音喇叭可以企及的。無聲的觀看戰(zhàn)勝了喧囂的呼喊。三十多年過去，紐約不知從I?NY中得到多少獲益，不管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；到“9.11”時，“I?NY”已不再是一個故事，一個眾人一起制造出來的現(xiàn)象，而是早已預備妥當?shù)?，受傷之后自然的傾吐。
人們很難去喜歡一個充滿自信的巨人，但脆弱的巨人，比脆弱的小人物更容易贏得情感投放。在“9.11”時，紐約就是這么一個脆弱的巨人：這是我的城市，我屬于這里，不只是今夜，還有日后的每一天。人們對城市的關心與疼愛突然上升了十個級別。在擁有I?NY的城市和它的敵人也許不無理由的憤恨之間，人們會站在哪一邊，難道還用問么？你曾看過一萬次I LOVE NY的字樣，但第一萬零一次看見時，你還是會微笑。
此所謂“設計的力量”，但也是紅心作為符號本身的魔力。以任何工具、任何形式摹畫格雷瑟的logo，畫得越不規(guī)則，使用的字體越是多樣，寄托的認同便越是強烈。它要的是參與的態(tài)度，猶如千金市骨的意義所示。NY可以用任何一個地名來代替，自然，也可以用比如說一神教里一神的名字取代，而當人們這么寫的時候，正如在便箋留言后加個笑臉那樣，軟化了觀者對原教旨主義的戒備。一個人的帽子上是紋一個十字架還是寫個“I?CHRIST”，觀感大不一樣，也許，戴帽子人的神態(tài)也大不一樣。
城市皆有靈魂，紐約命定要擁有格雷瑟和I?NY，它簡潔到讓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搬用，但每一次使用，不管人們是否意識到，又都是在向紐約表示敬意——于是每個城市都帶上了紐約的靈魂。這讓我想到了托尼·朱特暮年病中所作的《記憶小屋》，內(nèi)有一篇短文談到，紐約精神，在于掛上“紐約”名頭的東西，往往并不是本質(zhì)主義意義上的“紐約的”?！凹~約之于美國的關系，從不像巴黎之于法國：紐約從沒有將視線完全放在自己身上過?！?/p>
朱特寫了這樣一件事：他剛到紐約時，為了改一套衣服而去了一家裁縫鋪，老裁縫為他量體之后抬眼看看他：你這衣服在哪兒洗的？朱特說，是在拐角中國人開的洗衣店里洗的。裁縫“直起身，長久而嚴厲地凝視著我，層層剝?nèi)チ宋疑砩系陌屠?、劍橋、南部倫敦、安特衛(wèi)普，直指我的東歐核心（朱特是生于倫敦的東歐猶太人后裔）”，他操著東歐口音說：“你為什么把衣服給中國佬洗？”
不必改宗易幟，指天發(fā)誓，各色人等在紐約都能自如地保留著帶自出生地的色彩、氣息、行為模式，而這恰恰成為他們忠于紐約的理由。我說的這些僅是在精神和心理層面上的，I?NY也是一個細水長流的成功的商業(yè)案例，可以得到相當于麥當勞、星巴克或可口可樂那樣級別的品牌的研究。不過，麥當勞之類美國名片，真未必能比那顆人所共知的紅心有更重的分量，能拯救紐約，還能將它繼續(xù)穩(wěn)固在“世界之都”的位置上。（文/章樂天）
來源：第一財經(jīng)網(wǎng)
